乐鱼体育,乐鱼体育官方网站,乐鱼体育靠谱吗,乐鱼体育app,乐鱼体育官网,乐鱼体育,乐鱼体育入口,乐鱼体育官方,乐鱼官网登录,乐鱼后台,乐鱼体育网址,乐鱼体育注册蓝英年以翻译《日瓦戈医生》闻名于世，被称为苏联文学的“点灯人”。但他的翻译人生中远不止这一部译作。从民国知识分子的后人，到中国人民大学俄文系学生；从特殊时期的“中右”，到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；从帕斯捷尔纳克的译者，到以“寻墓者”身份来反思苏联文学——他的一生，映照了一个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轨迹与精神求索。

　　1933年，蓝英年生于江苏吴江。他的家世比较显赫，父亲蓝公武是民国知识界响当当的人物，青年时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系，与后来成为日本首相的犬养毅是同班同学。蓝公武回国后师从梁启超，与张君劢、黄远庸合办《少年中国周报》，被称为“中国三少年”。1913年，经梁启超推荐，25岁的蓝公武以进步党代表身份当选北洋国会议员，是当时最年轻的议员。1931年，父亲蓝公武根据康蒲·斯密的英译本翻译了康德的《纯粹理性批判》，曾是流传最广、使用最多的版本，李泽厚正是以此书为底本，写出成名作《批判哲学的批判：康德述评》。

　　蓝英年受父亲影响最大的，是那种不畏强权的精神。父亲有一次散步时告诉他，一次开会时，父亲同袁世凯因政见不同发生争论，一时冲动拿起墨盒向袁世凯扔去。回家后才感到害怕，连夜乘火车逃往青岛，又从青岛乘船到德国去躲避，过了一年多才回国。北京被日本占领后，父亲不让他接受奴化教育，而是让他留在家里玩耍，有空时父亲就亲自教他学习传统文化。

　　1945年8月11日，蓝公武秘密乘车前往晋察冀边区，随后被任命为察哈尔省教育厅厅长。蓝英年随父亲前往边区，才开始正式上学。当时学校里接触最多的是苏联文化，他读的第一本书是左琴科的《列宁故事》，由曹靖华先生翻译，张家口新华书店出版。蓝英年读得津津有味，对列宁“吃墨水瓶”那样的故事留下了深刻印象，觉得列宁很可爱。

　　真正让蓝英年对苏联文学一往情深的，是高中时期迷上了果戈理和屠格涅夫，《死魂灵》《密尔格拉得》《巡按使及其他》《父与子》《罗亭》《贵族之家》《前夜》等作品他都看了，遇上特别喜欢的还要反复阅读。

　　1949年9月，即将南下的姐姐蓝文长送给他一本罗果夫主编的《普希金文集》，这本书他读得入迷，好多诗现在还背得出来。扉页有姐姐的一句赠言：“小弟：我马上到南方去了，你也入团了。”当年年底，蓝英年随父亲重返北京，插班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附中高二年级。第一次考试共四门课挂了红灯，其中有历史和英语；他利用一个暑假恶补追赶，高三开学后成绩才上去。

　　1951年，蓝英年参加了全国统一招生考试。考试结束后，团支部书记专门叫他过去做工作：“现在都在学习苏联，国家需要俄语人才，你又有语言基础，学这个有出路。”于是，他参加了中国人民大学俄语系的单独招生，只写了一篇作文，回答了几则关于历史的问题，8月1日就拿到了录取通知书。等10月份全国统考发榜、公布他被北大中文系录取的消息时，他已在人大读了两个月了。

　　人大俄语系的老师都是苏联专家，专家组组长还和斯大林握过手，学俄语的条件很不错。有一个现象很特别，苏联老师多是寡妇，平时说话很警惕。蓝英年跟她们一起去国际书店买书，一个平常的问题会引起她们惊恐的反应。1953年斯大林去世，很多人大的学生痛哭流涕，发表文章进行悼念，反而是苏联老师们神情相对冷淡，甚至有点无动于衷。当时蓝英年涉世未深，也不懂得其中的原因。

　　入学时间不长，他就读了丁玲写的访苏游记《苏联人》，书中完美无缺的苏联人形象，让他印象深刻。受学校的教育和宣传的影响，蓝英年对苏联充满了向往，笃信“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”。他还参加学校举办的运动会，跳高项目拿到了全校亚军，吴玉章校长亲自颁发奖章。

　　1955年，人大俄语系并入北京俄语学院，当时蓝英年刚好毕业，就留校担任俄语老师。那会，因赫鲁晓夫“秘密报告”、匈牙利事件等影响，中苏关系已不再处于蜜月期，俄语的地位也从建国之初的“第一外语”，逐步有了下滑的趋势。

　　在“反右”运动中，蓝英年被划为“中右”。当时组织批斗他时，因为他是从晋察冀边区来的，有人说他“过五关斩七将”，他听了哈哈大笑，心想“过五关斩六将”都不知道还批判我，这一笑问题变得严重了。

　　蓝英年不能留在北京，被调往山东大学外语系。刚到山大，就被安排到青岛郊区李村镇，参加“四清”运动，即清政治、清经济、清组织、清思想。蓝英年承担的任务是“清经济”，但当时农村十分贫困，大家连肚子都吃不饱，也没有什么的现象。因此，他和学生们在村里待了半年时间，每天都无所事事。他随身带一本口袋书，随时随地拿出来读，避免浪费时间。

　　有一天，蓝英年在山坡上休息，看到通讯员送来的《人民日报》，上面刊登了一则新闻：苏联作家协会开除帕斯捷尔纳克会籍。在那个只谈法捷耶夫、高尔基、马雅可夫斯基的年代，帕斯捷尔纳克对中国人来说还是一个陌生的名字。帕斯捷尔纳克是谁，他到底犯了什么错误？这下反而激发起了蓝英年的好奇心。

　　蓝英年的叔叔在联合国秘书处任法语译员，应国内政府部门需要，定期给国内寄送最新的科技书刊，由蓝英年代收。他想办法给叔叔写信，要求寄一本帕斯捷尔纳克的书过来“批判”。于是，密歇根大学出版的俄文版《日瓦戈医生》，就夹在一堆科技报刊中，漂洋过海寄了过来。晚上，他在微弱的煤油灯光下开始了阅读，但感觉很晦涩难懂，读了一半就放下了。不久，中国也紧随苏联开始批判《日瓦戈医生》。他每天惴惴不安，想烧掉又舍不得，就把书藏在一堆马恩列斯俄文版著作中，才得以在那个复杂的年代幸存至今。

　　在“四清”期间，蓝英年写了一篇文章，反驳姚文元的观点。文革爆发后，他因为这篇文章被揪出来，打入牛棚。派他当“牛鬼蛇神”队队长，每天带着十七八个被打倒的知识分子劳动。他尽自己最大的努力，保护其他的教授免受屈辱的对待。

　　直到1974年，蓝英年恢复了教师身份，调入北京师范大学，但那时学俄语的学生已经很少，俄语课一个星期才上一两节。他的工作更多是翻译一些“内部发行”的参考资料，供批判使用。他在1978年的译作《滨河街公寓》，就是作为“供批判的黄皮书”出版的。这些经历虽非自愿，却在客观上锤炼了他的翻译功底，也让他对苏联文学与社会的复杂性有了更切身的体会。他注意到一个现象，当时翻译英文的大多是文学家，而翻译俄文的却多是政治家，使用的更多是政治语言。这种现象有必要予以改变，让苏联文学更多地回归文学本色。

　　蓝英年开始翻译《日瓦戈医生》，实际上源于一次打赌。因为编辑业务往来，蓝英年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很熟悉，经常在一起喝茶聊天。1983年的一个夏日，编辑们恰巧聊起《日瓦戈医生》，一位编辑认定这本书没有俄文版，各国的译本都是从西班牙语转译的。蓝英年说：“我有俄文版。”大家都表示不相信，纷纷要求他拿出原版书来，甚至还打起了赌。

　　第二天，蓝英年把书带到出版社，编辑们马上凑了上来围观，个个惊讶不已。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外文部主任的蒋路当即拍板，指定由蓝英年翻译。蓝英年觉得这本书有难度，请来张秉衡老先生合译，张译前半部，蓝译后半部。

　　翻译工作开始不久，就赶上了清除“精神污染”运动。蓝英年担心有风险，专门跑去问编辑，编辑只给了一个模棱两可的答案。他就有些松懈，有空时才翻译两页。直到运动结束，编辑来到他家，限定了交稿日期。两人这才全面加速，每天译完一部分，一个名叫张复生的编辑就骑自行车来上门取稿，马上进行编校，如此循环作业。1987年1月，《日瓦戈医生》首个中译版正式面世。

　　蓝英年因为从事苏联文学研究，与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一秘兼苏联教委代表关系很好。这个一秘看不太懂中国的报纸，又要向国内汇报，蓝英年就经常为他作详细的解释，这让一秘很高兴。1989年，对方向中国教委点名要求派遣蓝英年赴苏联，还说如果是派别人就撤回邀请。蓝英年被安排到海参崴远东大学教授汉语和中国文学，恰好经历了苏联解体的完整过程。

　　远东大学老教授谢尔盖，是蓝英年在当地最好的朋友。很多个晚上，他买上一瓶伏特加去谢尔盖家，酒大部分都被谢尔盖喝了，他只喝一点，然后听对方讲他所不知的作家轶事以及苏联的真实情况。外出时，蓝英年随身带着一个本子，在火车上、在汽车上、在马路上，碰见一个人说的话听不懂就说，“劳驾请您再说一遍”。哪怕是别人生气骂人的话，他也照录，这样积累了很多苏联土语。他还前往堪察加、库页岛，看到了很多野生动物，吃到了最新鲜的大马哈鱼鱼籽。

　　最让蓝英年感触深刻的，是苏联社会不管哪个阶层，大家生活都很艰苦，物资匮乏，精神呆板，很像是果戈理笔下描写的人物。他也经常泡在图书馆里，把中国商人带来的一些生活用品送给图书管理员，就能够自由地阅读内部资料和书信日记。那些未加修饰的历史，真实地呈现在他面前。

　　随着资料的积累，他的注意力渐渐转到了苏俄作家的命运上，很多事实与他在国内时了解到的截然不同，令他震惊，也使他对苏俄文学有了与传统观点不同的看法。海参崴天气寒冷，当地的大门普遍又厚又重，很难打开。他由此引申道：苏联文学真实的大门何尝不是既厚又重？苏联官方认可的主流文学作品，几乎都是文学垃圾、是废铁，这批作品也就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国内翻译过来、影响深远的那批。需要花很多的力气，才能揭开冰山一角、推动正本清源。

　　《青年近卫军》的作者法捷耶夫在中国有很大的影响，法捷耶夫之死也是当时充满悬念的话题。蓝英年查阅了大量的报刊资料，最后找到1990年《苏共中央通报》上刊发的他的遗书手稿影印件，才确定法捷耶夫是因为违心执行斯大林的命令，导致当时很多有才华的年轻文学家遭到政治迫害，以及《黑色冶金工业》和《最后一个乌兑格人》写作受挫，最后失望至极、开枪自杀的。

　　1991年蓝英年回国时，携带了大量俄文原版图书，以及他收集的关于很多问题的答案。每隔一两个月，谢尔盖都会给他寄俄罗斯最新的报纸和书刊。在与英语翻译家董乐山、《人民日报》编辑舒展等友人聊天时，他说起在苏联的心得，说起普希金、莱蒙托夫、法捷耶夫、马雅可夫斯基等不为人知的一面，两人都十分震惊，鼓励他赶紧写下来。于是，蓝英年很快写下万字长文《冷月葬诗魂》，董乐山将其交给《读书》杂志，编辑上午看稿，下午就回电话说小作删改、立即发表。

　　蓝英年多年从事教学和翻译没有出名，反而靠写随笔“一炮而红”。在随后的几年里，他同时在《读书》《博览群书》《随笔》《收获》四家国内顶尖的读书杂志开设专栏，文章动辄上万字。让他始料未及的是，这些文章会引起如此强烈的影响，并有学界专家踊跃参与讨论，形成了苏联文学研究的“蓝英年现象”。这些文章后来结集为《寻墓者说》《青山遮不住》《冷月葬诗魂》等多部随笔集。

　　“寻墓者”以寻访苏联作家之墓的象征意蕴，撰写了一系列揭示苏联作家惊心动魄的身世和遭遇的文章。其中，既有对苏联文学史中被政治扭曲或掩盖的真相的探索与还原，也有对文学史上主流观点的追问与反思，更有对生活的独特感悟和对现实的犀利批判。他追问的核心，最终指向一个根本性问题：“人应该怎样活着？”他的答案是：“人应当凭着自己的良心活着。”

　　在苏联执教期间，蓝英年从电视上看到，从美国回来的“白银时代”的老太太尼娜·别尔别罗娃身旁坐着另一位老太太，就问朋友这位老太太是谁，人家告诉他是利季娅。这是蓝英年第一次听说利季娅的名字，后来读了利季娅的《被作协开除记》和《索菲娅·彼得罗夫娜》，极为震撼。

　　帕斯捷尔纳克被开除出作协的那个房间，正是利季娅被开除出作协的房间，“如果想想当年被开除的人中有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，有被开除后去世的帕斯捷尔纳克，有不久前被开除的索尔仁尼琴……我感到骄傲的是你们用对待他们的手段对待我”，利季娅的这段话被蓝英年多次引用，这是有血性、有良知的俄罗斯知识分子的骄傲。

　　1999年，蓝英年在一次采访中谈到苏联知识分子对体制的反思，就提到利季娅。他说：“如果你能帮我找到出版社出版，我就把它译出来。”后来，利季娅的女儿联系上蓝英年，正式授权他翻译利季娅的作品。他也第一时间作出承诺，因为他感觉利季娅“继承的正是俄国自果戈理以来的那种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传统。她对真相与真理，有一种偏执的热情。作为反思体制的先行者，她比索尔仁尼琴都要早”。

　　2001年，蓝英年重返俄罗斯执教。他常去各大图书馆，一坐便是半天，努力从资料中寻找关于利季娅等苏联作家的更多历史资料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经历一番“大海中捞针”的艰难，最终收获良多、达成心愿。对于搜集到的史料，他也要一丝不苟进行考证、鉴别，他曾严肃地对学生说，俄罗斯各派政治势力“为了吹捧自己，打击对方，编造出各式各样的耸人听闻的事件。虽‘有趣’并‘吸引人’，但决不能使用”。

　　2011年，蓝英年翻译的《捍卫记忆》出版，其核心是中篇小说《索菲娅·彼得罗夫娜》，也是迄今所知唯一一部于苏联大清洗时期撰写、并直接描写该时期的小说，介绍了在大清洗下人们的坎坷命运。

　　蓝英年基于一手资料对苏联文学的梳理，打开了人们的视野，揭示了很多并不为人所知的故事。王蒙说：“通过你的文章，我才真正了解了《未被开垦的处女地》。”黄宗江说：“老弟你的书太好了，原来我们糊涂了这么久……”

　　在蓝英年的心中，还有一个遗憾，那就是首个中译版《日瓦戈医生》还不够完美。因为当时是两个人合译的，前后风格不太一致，而且受当时社会环境影响，不少语言文字还比较激进。于是，他决定以一己之力重新翻译《日瓦戈医生》，啃下这块“硬骨头”。

　　这次重译，他以每天两三千字的缓慢速度，耗时几年，终于完成近50万字的文稿。曾经有读者说首译本诗歌不够优美，他特意请擅长诗歌翻译的谷羽先生重译了书后的诗歌部分，以弥补旧译的“学究气”。2020年，新“蓝译版”《日瓦戈医生》问世。远在杭州的江弱水教授，一直偏爱此书，甚至通过英文版，发现首译本遗漏了重要的一句话：“人是为生活而生，不是为准备生活而生。”听说新译本出版，辗转问到编辑，知道这句话已经加上，才算安心。蓝英年对此看得很通透，他说：“译文没有不朽的，只有不朽的作品。”这句谦逊之言背后，是一位翻译家对原著和语言的至高尊重。

　　20世纪60年代，蓝英年遇到了妻子罗啸华。罗啸华是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的主要演员，他通过朋友认识了她，又打着帮忙买话剧《费加罗的婚礼》戏票的借口拉近了距离。蓝英年还给剧院推荐了苏联剧本《船长与大尉》，虽然剧院最终未能采纳，但他和罗啸华修成正果，顺利走进婚姻的殿堂。

　　罗啸华心地很善良，时刻关心着蓝英年，并劝说他尽量少发表意见，以便更好地保护好自己。文革期间，有一次蓝英年挨了批斗，脸上被泼了蓝墨水，怕家人担心就悄悄地洗干净。结果妻子去看望他时，发现耳朵后面还残留着一大块墨迹，心疼地抱着他痛哭。正是妻子和家人温柔的爱，陪伴他度过了那段最艰难的生活。为了保障蓝英年翻译工作的正常进行，罗啸华拍完影视剧回家，还要在午夜做一点吃的给他补充能量。这事被上小学的女儿写进了造句：“爸爸妈妈经常背着我吃好的。”搞得女儿的班主任老师都觉得怪异。

　　蓝英年从教多年，桃李众多。每逢他过生日，学生们都会热热闹闹地给他举行宴会庆祝。80岁生日时，学生们撰写的条幅是“大师风范，仰之弥高”，蓝英年连说“不敢当、不敢当”。等到88岁米寿时，学生改写“大家风范，学界翘楚”，心想从“大师”改为“大家”，应该能接受了吧？结果蓝英年专门要求不得刊登这幅照片，因为他觉得大师不是自封的，做人务必要低调。

　　直到90岁时，蓝英年还在家里开“私塾”，为北师大跨文化学院的硕博研究生开讲中国苏联文学翻译史，一堂课足足讲了3小时。与学生对话时，他把身体微微前倾，用手撑着沙发，认真听学生的发言，并给出专业性的回答。授课结束时，他给每一位学生都精心挑选了图书作为礼物，有1961年时购得的珍贵俄文原版书《同时代人回忆契诃夫》，有自己的译作《果戈理是怎样写作的》等，让每位学生都十分感动。

　　现在，蓝英年和老伴罗啸华都已年过九旬，生活都能完全自理，没有麻烦家里人。只不过，他们不管是吃饭还是走路，都有意识地把速度放慢下来，慢慢地享受生活。他还带着夫人专门去了趟故乡同里，等于是跟同里告别了，也是给祖辈最深情的告慰。